歷史的先聲與當下的尷尬

我編的《歷史的先聲》收集中共建政前的民主信念和言論，迷你倉延安對美國的追捧､對一黨專政的鄙視。九九年汕頭大學版問世，中宣部長丁關根追剿，也帶來我個人厄運，如今港大再版了此書。 先來看一張圖片（下圖）。算是解密，第一次公佈。這是二零零零年中宣部文件的截圖，實際是例行的出版工作吹風會上，俗稱「丁八爺」的時任中宣部長丁關根的講話實錄。丁八爺重點抨擊了兩個月前出版的《歷史的先聲》。隨後全國查禁。出版方汕頭大學出版社被停業整頓，出版社負責人被調出汕大。所有庫存書被搜走化為紙漿；北京更出動公安，三進三出萬聖書園查抄此書。 這個查抄故事是我從《讀書》雜誌老主編沈昌文老師那裡聽來的，頗具傳奇色彩。據說北京公安挺講程序，先派便衣去萬聖書園買書取證。第一次沒買到，書店說買完了，過兩天進貨你再來吧；過兩天便衣又去買書，買到了但犯了個錯誤：忘了開發票，不能證明書是萬聖賣。第三次去買書，拿到發票，便衣即走出書店大門，一個手勢，蹲守在車上的公安馬上傾巢而出湧進書店。書店無話可說，架上的和庫房的《歷史的先聲》就都被搜走了。 對付中共自己的歷史文獻用的完全是對敵鬥爭的招數，可見當局恐懼到什麼程度。但他們的恐懼是有道理的，這本書他們不僅無任何辦法反駁，也無任何辦法遏制其影響。鐵腕查禁不僅沒有用，反而成了該書最好的廣告。直到今天，這本書的引用率依然居高不下，幾乎每天都被成千上萬的寫作人提到。中共只能遷怒于我，我後來的系列厄運，都與此相關。 但我不覺得自己冤枉，我認這個賬。丁關根對我的指控，是我別有用心，這一點沒說錯。這就要說到書的身世。這本書實際是「六四」之後官方反自由化的「產物」。當時我是大學政治理論課教員，教中共黨史。因捲入「六四」，成了「六四」之後「雙清」即清理清查的重點，為此停課達七年之久。一旦停課，所有前程和福利當然都泡湯，比如漲工資，比如分房，比如評職稱等等。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有個待遇沒變，就是參加課部的政治學習。很多內部文件，都通過政治學習傳達到每個理論課教員。其中一份重要文件，就是中宣部懸賞全國理論教員的反自由化的課題指南。列舉了多達兩百來個所謂課題，從各個層面深揭猛批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虛?性､欺騙性，以及論證人民民主的所謂優越性。課部領導對我特別關照（他一直暗中保護我。當時學校主管政工的姓王黨委副書記執意讓我下獄，因課部領導的保護我不僅沒下獄反而保住了飯碗），建議我選幾個所謂課題，寫文章火線立功，證明自己改邪歸正，他好有理由做校方工作，讓我恢複教職及全部待遇。 我當然斷然拒絕。那兩百來個課題我越看越憤怒——我治黨史出身，再清楚不過他們昨天說了些什麼。他們今天的這些屁話，不都是他們昨天批過的嗎？而他們今天批的，不正是他們昨天公開宣揚的嗎？太流氓了。當時沒有互聯網，不可能有任何平台給我。賣身求榮的文章不可能寫，針鋒相對的文章沒地方發。鬱悶中的我突然心生一計：把他們昨天說的盡可能匯集起來，不加任何點評，就以黨史文獻的名義，用他們自己的矛攻他們自己的盾，說不定可以蒙混過關。 一九九一年開始斷斷續續收集資料，到一九九三年，全書編成。但是出版過程比我想像的曲折得多。其間有一年，全國書市在武漢展覽館舉辦，來了幾百家出版社。我抱著打印出來的書稿，到書市挨著攤一家家地找出版社，跟編輯一個個地談。說贊的不少，但接手的沒有。幾天跑下來，一無所獲。我不僅累壞了，而且幾乎絕望了。 即使絕望但不放棄 實際上，我絕望卻沒有放棄，並一直伺機而動。一九九九年，是中國伴隨入世出現的一次小陽春的尾巴。我幸運地抓住了這個尾巴。最重要的突破口，是我找到了學者吳思。我是《炎黃春秋》雜誌的老作者，吳思是執行主編，我們早就是朋友。那年仲夏我突然心血來潮，給他寫信講了這書的坎坷。吳思很重視，馬上把書稿介紹給了正在主持「萬聖—東方工作室」的梁曉燕女士。隨即，圍繞此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策劃團隊，出版界元老徐曉、甘琦、出版商賀雄飛皆投身其中。最早書名叫《為自由鳴炮——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後來書名被學者朱學勤改為《歷史的先聲》，並由朱學勤作序。他們能量巨大，很快搞定汕頭大學出版社，書的出版一路綠燈，終於搶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之前上市，作為對所謂「建國五十周年大慶」的獻禮。拿到樣書，我高興壞了，真有點範進中舉的勁頭。我知道宣傳部不可能容得下這本小書。但我更清楚，他們容不下也沒轍，這本書的神奇影響，不是他們的封殺能夠遏制得了的。 那時已經有網絡平台了，主平台是人民網的強國論壇。我則是強國論壇元老級網友，天天跟左派網友唇槍舌劍，強國論壇的領導和小編都很熟悉我。我拿到樣書就迫不及待地把文章連篇累牘發到強國論壇，把小編嚇壞了，我貼一篇他們刪一篇，認為我貼的文章都是杜撰的，黨報不可能發表那麼「反動」的文自存倉。我當然理直氣壯，要他們查書和查報紙去。而且我發動了一大批網友跟著貼，在當時的強國論壇掀起了一股旋風。這旋風一刮就是十四年，薰陶了中文互聯網上一代又一代的年輕網民，讓他們如夢初醒。 但是，也讓很多人怒火中燒。至少兩種人，一是�所周知的五毛，這十多年他們就沒停止過對這本書及對我本人的中傷，當年所謂西奴榜把我列為骨幹級西奴，這本書是重要原因。但他們的論點實在寒磣，不值一駁。再就是一批決絕的絕望者。因為對體制的決絕和絕望，他們拒絕一切體制內的資源。《歷史的先聲》則全部取材于中共歷史文獻，因而為他們所不屑，被斥為散佈虛假希望、跪求當局政改的代表作。 這當然屬於誅心。只要指出一點就足以印證誅心的荒謬：這本書成于「六四」之後，因而帶有濃厚的「六四」痕跡。書中不僅諷刺性地再現了當年的所謂承諾，再現了延安對美國民主濃墨重彩的追捧，更重要的是對一黨專政的批判，尤其是《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這個板塊，其中包括《睽睽�目豈容狡辯 屠殺學生罪責難逃》、《為死難學生呼籲》、《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世界學生日獻辭》等篇章，無一不針對「六四」而發。這些能說是散佈虛假希望嗎？能說是跪求嗎？就像一九五零年代的主流理論家抨擊所謂中間道路，認為凡是不跟毛委員上井崗而留在國統區踐行社會建設的學者都是蔣匪的幫閑幫兇、因而都是敵人一樣；那批決絕的絕望者也把不願破罐破摔､玉石俱焚的一切爭取最大合力推進轉型的有益嘗試，都視為擋路。豈止《歷史的先聲》，就連當下知識界對反憲政逆流的抵制，也遭他們詆毀，而被列入淘汰和鄙視之列。格局之小，令人浩歎。 誅心之虛妄，還有一例可證，就是幾乎同時出版､我的歷史紀實著作《劉文彩真相》。《歷史的先聲》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劉文彩真相》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出版。連續推出這兩本書，本人的動機顯然是一致的。什麼動機？還是用丁八爺的話來解釋最有力。當年全國出版工作吹風會上，據一位與會者對我的追述，丁八爺舉著《劉文彩真相》問：有沒有人認為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搞錯了的？與會者一片默然，當然沒人敢說有。然後丁八爺自問自答：這本書的要害，就在於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此話一出，不言而喻，《劉文彩真相》跟《歷史的先聲》一樣立即遭全國查禁。也跟對《歷史的先聲》的評價一樣，丁八爺對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一點都沒說錯。我就是認為所謂土地革命扯淡，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騙局，不僅裹挾農民用種族屠殺的辦法消滅了地主階級，更拐騙了整個的農民階級，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誘騙他們幫自己打江山，打下江山後再用合作化把土地從農民手中奪走。結果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雙雙受害。把這個大騙局揭示出來，正是本人的初衷。不謙虛地說，這初衷也確實地實現了，因為劉文彩的知名度在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中太高了，那幾代人都是受騙者，《劉文彩真相》真的讓他們開始覺醒，跟《歷史的先聲》所起的作用一樣。難道，這也能歸於散佈虛假希望、跪求政改之列嗎？ 《歷史的先聲》遭遇左右夾擊，抵制反憲政也遭遇左右夾擊，說明瞭當下一個尷尬的現實，那就是：當下中國社會正在被急劇撕裂，正在急速地走向極端化。共識和信任不斷流失，建立于共識和信任基礎上的默契與合作越來越困難。不僅廟堂與江湖之間如此，江湖之間亦然，各種分化組合如七月天氣，「變臉」之快常常讓人驚詫莫名。而主要原因，顯然是十年高壓維穩，十年政治倒退，徹底封殺了一切可以通向變革的機會，徹底堵塞了一切可以推動轉型的出口。過去十年是希望不斷埋葬的十年，是信心和耐心不斷耗損的十年，是特權利益不斷膨脹不斷固化、體制不斷走向絕境、不斷走向全民公敵的十年，是社會和人心不斷沙漠化的十年。發展到今天，終於走到臨界點。光明在前卻似乎永遠隔著無邊的玻璃幕窗；忍無可忍卻沒有任何出路。絕望、壓迫、緊張、焦慮、偏執、暴戾、不容忍越來越占上風。這實際上是一場可怕的心理災難，這心理災難正每況愈下地觸碰著全社會的心理承受底線。竊以為，這才是當下中國最大危機，也才是十年高壓維穩和十年政治倒退最大的惡！ 十年前就引進香港 二零零二年，亞洲周刊編輯章海陵先生已經將《歷史的先聲》引進香港，由博思出版社推出。十年之後，因陳婉瑩教授和錢鋼先生的巨大努力，修訂版得以由香港大學推出，無疑是一個新的突破。在�聲喧嘩、各種思潮激蕩尤其在憲政和反憲政激烈交鋒之當下，這突破可謂恰逢其時，令人矚目。這本書過去十多年的命運，是過去十多年中國政治社會大起大落的生動寫照。香港大學重版，大陸當局如何面對這本書，這本書還能起到多大作用，還將遭遇怎樣的命運，當然也就是丈量未來十年中國如何走向的精准指標，也是公�能否恢複信心和耐心，全社會的心理危機可否緩解的一個精准指標。且拭目以待！■迷你倉新蒲崗